第30集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上）

【资料图】

在中古时期，世界的东西方之间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

中国隋朝皇帝隋炀帝在位时，他的大臣裴矩在甘肃的张掖主持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并向西域诸国的商人表达了中国对他们的欢迎态度。

609年，隋炀帝巡视中国西部，来到张掖附近的燕支山。裴矩安排吐鲁番的高昌国国王、哈密的伊吾国国王及西域其他27国国使前来谒见隋炀帝。

在隋朝的这些商人和文化使者之后，又有哪些人继承了这一伟大事业，努力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些交流的规模是什么样的，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艾力·吾甫尔：

隋炀帝为了与西方建立联系，派使者出使克什米尔，在那里他们获得了玛瑙杯等。后来使团到阿富汗，阿富汗的王舍城，获得了佛经。他们接着往北走，到史国，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沙赫里夏勃兹城，在那边获得了十位舞女和狮子皮等珍稀宝物。

607年，隋朝官员常骏等人乘大船航海，抵达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赤土国。赤土国王派遣由30艘大船组成的仪仗队欢迎他们，迎宾仪仗吹螺号、击羯鼓，以取悦大隋使节。他们还向隋使进献金锁链，当作常骏所乘大船的缆绳。过了一个月才抵达赤土国的都城。

《隋书》记，赤土国王子叫那邪迦，他代表国王会见了常骏一行。3年之后，这位赤土国王子那邪迦随同常骏来到中国的首都，隋炀帝召见了他。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 阿利舍尔·萨拉希济诺夫：

十五世纪初，明朝朝廷命官陈诚曾数次出使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王国，他将所见所闻记述在《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中。在《西域行程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从中国到西域沿途的地理、自然条件以及当地的民俗民风。在《西域番国志》中，主要记述了今天新疆南部和中亚一些名城重镇的情况。作者为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古城留下了浓墨重彩，萨马尔罕作为当时帖木耳帝国政治中心，成为作者记述的第一座中亚城市。

到了唐代，中国对外交通盛况空前。贾耽曾主管各国来华朝贡，他在职期间，曾画了一张《海内华夷图》，还写了两本书，记述了7条通往各国的道路，其中陆路5条、海路2条。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宋岘：

佛教是在中国的汉代传入中国的。在南北朝的时候，产生于伊朗的拜火教，或者叫索罗亚西德教，传到中国。再往后呢，就是摩尼教，或者叫光明教。再以后，就是亚洲西部一种基督教派，叫聂斯托利，咱们唐朝叫大秦景教，于盛唐时期又传到了长安城。在公元651年，阿拉伯帝国的使节来拜见唐高宗李治，宣讲他们的伊斯兰教，这样伊斯兰教就传到了中国。

唐代，中国人开始接触聂斯托利派基督教。该教的创立者叫聂斯托利，他是拜占廷皇帝的总督，约于451年去世。此人曾担任过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后被斥为基督教的异端而遭受迫害。他的信众逃往波斯并建立了独立教会，聂斯托利教遂流行于西亚两河流域及中亚地区。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华大使 阿利舍尔·萨拉希济诺夫：

通过这条伟大商路的不仅有商队，还传播了各族人民的文化成果、思想价值观念和宗教思想。通过商路的传播，贵霜王国的佛教传到了原来信奉拜火教的花刺子模、索格底安纳、巴克特里亚，又经这里输入中国。公元初年，从小亚细亚传入了基督教，七世纪伊斯兰教传入中亚。

唐代初期，其信徒来到中国，在国都长安建造教堂、宣传宗教，中国人当时称之为景教。唐代人杜环在他写的书《经行记》中，称之为大秦法。

公元七世纪，景教传入中国以后，在长安城立了块石碑，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明代，即1625年出土，现今立于西安碑林。碑文系汉字正楷书写，碑下两侧有古叙利亚文题名。

中国西安碑林博物馆 馆长 赵力光：

这个碑石记载了基督教的一支，聂斯托利教派后来传到中国的情况。在唐代，贞观9年，景教僧，其实也是传教士了，他来到长安来传教。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宰相房玄龄亲自到城外去迎接。后来景教就在长安城里传教，建了很多的寺院，那时候就是说，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现在我们能看到它上面有基督教的标志，上面有十字架。这个碑里有很多和中国的结合，碑本身的形制和中国古代的碑刻都一样，下面是龟座上面是驰龙。他们把传教士改称为僧，他们的教会和教堂他们也称为寺，所以说也很明显地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

据大秦景教碑的记载可知，景教在中国传播迅速，很多州县都建立了景教寺。

751年，唐朝镇守西域的军事长官高仙芝领兵失误，在中亚的怛罗斯遭遇伏击。上万的中国官兵成了阿拉伯军队的俘虏，杜环身列其中。他们被编入阿拉伯帝国的呼罗珊军团中，随着军队的调动，杜环来到阿拉伯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宋岘：

这支部队以后就被调派到新的首都巴格达，又被调到突尼斯，去镇压了阿非利加省的一次政治叛乱，都取得了胜利，所以他在帮助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早期的统一、安定起到了作用。同时，他们把中国的文化带到了那里，其中有中国的造纸术，先传到了撒马尔罕，又传到了巴格达，大约都在公元761年左右。同时，还把中国的纺织丝绸的机器带到了巴格达城。杜环以及他的同伴在阿拉伯大食国建立的初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传播了中国的一些文化。

杜环的著作《经行记》在讲述大食国时写到，巴格达市面有中国纺织高级丝绸的织机，有中国的金银匠、画匠、泥瓦匠及纺织工匠。随着他们的到来，中国的造纸术也被带到巴格达。

同时，中国开始大量出口陶瓷器，主销日本、朝鲜、南洋诸国及阿拉伯世界。航海贸易兴盛起来，国际间形成了一条陶瓷之路。

九世纪的阿拉伯著作《中国印度见闻录》曾讲到，中国有精美的瓷器，瓷碗晶莹剔透，似玻璃杯一般，隔着碗可以看到里面的水。在日本、文莱、马来半岛、印度、伊拉克、埃及以及坦桑尼亚，均有中国唐代陶瓷外销的遗址、遗物。

外国物品的传入，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从陆、海两路入华的商货与贡品极多。其中，在唐太宗时，拜占廷罗马帝国向中国进献了十种彩色玻璃。

唐天宝三载，即744年左右，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作献给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杨玉环得意非常，她手持七宝玻璃杯，一边品着杯中的西凉州葡萄酒，一边唱和着李白的诗作。

西方国家的名优玻璃器进入了中国皇宫内院，这足以表明，中古时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十分广泛和频繁的。

唐代，是日本古代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当时日本朝野上下如饥似渴地学习唐朝优秀的中国文化，从而使日本跃居先进民族国家之行列。

唐代中国有不少使节、僧侣、商人与工匠往赴日本，对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其中，最脍炙人口、最令人钦佩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出生于688年，于763年逝世，扬州人。曾在长安、洛阳学习佛学7年，后回故乡，主持龙兴寺、大明寺，是远近驰名的授戒大师。人们争先恐后地前来聆听他传经教义，其受戒的门人达4万余人。

日本国的学问僧荣瑞、普照于742年10月来到扬州，请求鉴真将佛教传到日本去。他们讲，在日本，虽然有佛经，但没有讲解佛经、阐述佛学的人，深望大师您能东游日本弘扬佛法。鉴真则表示，为了弘扬佛法，我何惜身家性命。

于是，他带领祥彦、道兴等21人一同前往日本。从743年起，鉴真一行人为东渡日本，进行了前后10年的艰苦努力，期间数次东渡都失败了，但是他们从未放弃。

753年12月20日，日本遣唐使及鉴真一行终于到达了日本。754年2月1日，鉴真被迎接到奈良，被引入东大寺安置，受到天皇差遣的大官和僧徒们的隆重欢迎。

不久，太上皇圣武天皇为鉴真颁布了一道诏书，诏曰：大德和尚，远涉重洋，来访我国，深合我意，令我欣喜无限。从今往后，凡授戒、讲经之事，完全由大和尚主持。紧接着，又发敕令，授予鉴真一个传灯大法师尊位。鉴真东渡至此宣告成功。

到了宋朝，经济重心南移，江南的河湖港湾便于外贸航运。中国的手工业很发达，宋朝的手工业分工细、门类多，包括矿冶、纺织、制瓷、造纸、印刷、造船、兵器及火器，产品的质量佳、数量大。

宋朝政府重视海洋贸易，即市舶之利，并获得了巨额利润。北宋宋英宗治平年间，即1063年至1067年，市舶收入每年63万贯，是大宋王朝的重要来源。

到了南宋宋高宗时期，即1127年至1162年间，市舶收入竟达到200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还多，因此政府十分重视海外贸易。

罗盘，即指南针，在宋代已广泛地应用于航海，使中国的船舶畅行于中国南海与印度洋上。以后，这种技术传给了阿拉伯人，从而大大地促进了国际航海贸易。

在宋朝，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仍然是丝绸与瓷器。当时，制瓷业十分发达，瓷器在外销产品中占据主位。

宋瓷的制造技术极高，享有盛誉的是青瓷。据说，郑州地区的柴窑于五代末期即能烧制出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精美瓷器。

赵汝适是当时泉州港的长官，他在《诸藩制》一书中介绍到，当时大量购买中国瓷器的国家有十几个，其中，南洋群岛是主要的集散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宋岘：

在早期，就是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在那儿有些经营，做了一些东西方之间香料的生意。以后到了十七世纪，荷兰人又占领了那儿的市场，贸易量是比较大的。中国的不光是香料，而且包括中国的丝绸、瓷器都随着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输到欧洲。另外，中国的很多劳工也从中国的本土来到了东南亚，参加了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岛国的香料的生产和运输、贸易。以后欧洲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靠这些香料贸易所得的利润，得到了很多的积累，得到了很丰厚的利润。

宋朝政府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宋太祖在广州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称市舶司。古书记载，广州的蕃坊是外国人聚居的地方，安排一个外国人当蕃坊的长官，由他掌管蕃坊的公务，专门负责招揽外商。

此外，福建的泉州位于闽南，是一个天然良港。1087年11月6日，中国的宋朝政府在杂货山积的泉州设立市舶司。外商聚居在泉州城南一带。阿拉伯人入华、驻华，并逐渐华化。

由于文化和宗教的交流，伊斯兰教开始在中国境内传播。随着众多的阿拉伯商人的到来，伊斯兰教对沿海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明朝永乐初年，郑和奉命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携带了大量的钱财出使西洋。郑和与同伴于6月出发，率领由62艘大船组成的舰队及士卒两万七千八百余人，先到达越南，又访问了各国，向所到各国宣读了中国皇帝朱棣的诏书。

1433年，郑和从中国的南海出发，横越印度洋，抵达红海与非洲东岸。郑和下西洋的航程之远、历时之久、船舶之多、吨位之大、船员之众，其组织之严密、技术之先进、影响之深远，均属当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之壮举。

郑和的阿拉伯语翻译马欢写有《瀛涯胜览》一书，书中讲到，当时波斯金币和意大利金币都在阿拉伯半岛流通。

中国的陶瓷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郑和一行人已经接触了世界贸易的网络，他们同早期欧洲的商业资本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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