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后，农民工的收入增速呈现了逐步放缓的态势，农民工收入增长明显低于城镇单位工资和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在2015-2021年的7年中，农民工收入增速每年都是最低。

(资料图)

作者：田进

封图：图虫创意

4月底，在辞掉县城网吧两班倒的清洁工工作后，52岁的田平英开始了积极地失业自救。

对于只上过两年小学的她而言，就业选择范围十分有限，所能寻找的岗位基本集中于县城的服务业，包括餐馆服务员、夜宵店帮工或清洁工。因招聘软件所需要的注册过程就足以劝退她通过线上找工作的意愿，田平英寻找工作途径唯一途径就只能是每天游走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寻找是否有张贴出来的招聘公告。

在寻找工作的一个月内，田平英深切地感受着当地县城招聘对50岁以上人群的不友好——18-50岁几乎成为了所有客房保洁、餐厅服务人员招聘的硬性指标，对年龄限制较低的夜宵店帮工、网吧清洁工则一般需要工作至凌晨。小餐馆的老板们也在给出比往年更低的月薪。

此后一个月，即使一再降低标准，她依旧一无所获。她清楚地记得，五年前，月薪1600元的超市清洁工或月薪2200元的服务员工作还可以挑着选。

疫情三年对容纳了近3000万人员就业的餐饮经历了肉眼可见的冲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餐饮收入相比2019年下滑2780亿。其中，2020-2022年，餐饮收入的同比增速分别为-16.6%、18.6%、-6.3%。

过去十年，田平英所在的湖南西部某县城陆续建设起三栋标准的大型购物中心，这里曾容纳了田平英和数百位服务人员的就业。也就在过去三年时间，其中两栋商业楼逐渐衰败，只剩下零星的培训机构和电影院在营业。

相比农村女性在服务业工作机会的缩减，农村男性在建筑业受到的冲击更为广泛。曾经，她丈夫6000元/月左右的工地活撑起了整个家庭的主要开支。近两年，村里包工头的反馈变成了“工地项目少，当地政府部门还拖欠着好几个项目的工程款。”

2022年，房地产业的低迷让百万级农民工被迫失业或转行。《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在农民工总人数增加了311万人的情况下，从事建筑业的工人减少325万人，为近五年来减少数量最多的一年。在农民工从事的六个主要就业中，建筑业农民工占比为17.7%，同比减少1.3%，在六个行业中减幅最大。

可是，做了近20年工作的丈夫除了苦力活似乎什么也做不了。因此，田平英丈夫的日常变成了多数时间闲赋在家，有零散的工地活就随时做。夫妻收入下滑的焦虑感开始在这个普通家庭弥漫，村里年轻人的就业现状进一步加重了焦虑。

她所能看到的周围现实是，曾经因从事塔吊司机、挖掘机司机、钢筋工，这些薪水较高的工作而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逐个披上了外卖骑手服装。仅在美团平台上，2022年活跃骑手数量相比前一年增长97万达624万，其中81.6%是来自县域乡村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

今年年初，她22岁的儿子和六位同村年轻人驾车前往上海，梦想着找一份月薪过万的快递员或外卖员工作，一个多月辗转上海、杭州后，最终都铩羽而归。

让田平英们进城甚至去往大城市本应是个很好的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将近60%，那时农村承载约80%的人口；2021年，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已经降到7%以下，但现在农村常住人口占比仍有35%以上。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曾用一位亲戚的亲身经历向经济观察报说明市民化的重要性——他的一位亲戚户籍在江苏农村，在那里，一个服务员岗位月收入2000元不到，如果驱车向东4个小时到上海，工作内容没有任何变化，月收入至少5000元，这是典型的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中外研究均表明，城市的生产力是农村的3倍—5倍。

但在近几年，中国城镇化的步伐悄然间在放缓。2019-2022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加的百分点分别为1.02、3.29、0.83、0.5。农民工的流动半径也在持续缩减，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本地农民工增速已连续三年快于外出农民工。其中，2020年本地农民工比上年增加293万人，增长2.4%；外出农民工则仅比上年增加18万人，增长0.1%。

十年前，田平英曾和丈夫在浙江服装流水线上工作。从一开始，她和丈夫就认定最终将回湖南老家养老，浙江终究容不下日渐衰老的他们，他们租赁的也是工厂附近200元/月临时搭建的棚屋。在田平英工作的县城，房价约5000元/平，餐厅服务员工资约2500元/月。而400公里外的省会长沙，房价翻倍的同时工资却没办法翻倍，于是，坚守老家农村、每天骑车去县城工作成为了她最经济的选择。

从2009年开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由3.13开始呈逐年缩小的趋势，2022年为2.45（相当于一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同于2.45位农民可支配收入）这代表着近13年，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提升与农民工的收入息息相关，工资性收入也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主要拉动力之一。2008年至2015年，中国农民工月均收入呈现了大幅上涨的态势，从1300元左右上涨至接近3000元。

但在2015年后，农民工的收入增速呈现了逐步放缓的态势，农民工收入增长明显低于城镇单位工资和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在2015-2021年的7年中，农民工收入增速每年都是最低。2022年农民工月均收入4615元，增长4.1%，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速只有约2%。与城镇私营单位工资增速基本相当，远落后于非私营单位工资增速。

在过去若干年时间中，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乡村消费也开始呈现蓬勃之势，在持续多年中，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都高于城镇。但疫情中，增速上的差距正在被磨平，2023年上半年，“下沉市场”并未表现出更强的活力。

因为收入的下滑，田平英现在进一步捂紧了钱袋子，她将家里添置办公桌和空调的计划无期限推迟。

6月22日端午节后，田平英在亲戚的介绍下谋得一份火锅店打杂工工作，月薪2400元，工作时间为“朝九晚九”、月休两天。虽然工作内容让她有点吃不消，但她对工作格外珍惜。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现在钱难挣，即使辛苦点，也不敢轻易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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